劉茜
  著名的國際風險基金投資人熊小鴿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IDG之所以能成功,它選擇的項目完全是按照能否有好的市場前景決定的,如果效益不理想就撤資。因此我們的科技資金投入也應該向風投學習,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,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。一切朝著規範管理,朝著減少管理部門自由裁量權的方向發展。
  在公眾印象中,科技管理部門是一個“清水衙門”,而去年廣州市科信領域系列違紀違法案的曝光,打破了公眾原有印象。科技管理部門與工程建築、國土、礦產、交通等並肩成為腐敗的“高危行業”,讓人大跌眼鏡。
  如今,一方面,隨著政府對科學技術越來越重視,公共財政對科研領域的投入力度越來越大。另一方面,特別是巨額專項財政科技資金無差別、無償資助科技企業的政策優惠,為尋租提供了巨大空間。因此我們看到行賄的不僅有眾多企業,而且有來自一些著名的高校,這些高校教授們又以“產學研一體化”名義為自己公司進行利益輸送。
  不久前,防止腐敗的《廣州市科技計劃項目管理辦法(試行)》終於印發了,有關部門認為,按照“流程再造、規範有序、權責統一、公開透明”的思路和要求,嚴格抓好三個強化:強化制度建設實現項目管理規範化、強化流程建設實現項目評審全過程公開化、強化制約機制實現項目管理科學化。通過這些手段,巨額的科技經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腐敗了。
  然而筆者卻認為,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。因為科技領域具有特殊性,一般人很難弄明白科技信息行業的政策法規、專業特點和運作規則,因而很難弄清楚項目該給誰或不該給誰,或者對項目所取得的績效進行評估。因此,無論是事前、事中還是事後監督,多半都由科技管理部門自己人說了算。雖然也在一些環節設立了專家評審,但一些專家很容易被左右,使得這一環節流於形式。眾多監督者也是霧裡看花。廣州作為富裕省份的省會,科技資金是相當充裕的,然而我們卻看到在新一輪互聯網浪潮中,不缺人才、不缺資金的廣州卻大大落後了。自網易總部北遷、網易研發中心落戶杭州,從嚴格意義上來說,廣州目前沒有互聯網巨頭。
  專家認為,在創業資源方面,廣州商業環境好,又是華南移動互聯網重鎮,消費能力強,這些都會給移動互聯網企業發展提供很好的土壤。廣州又是一個創意、包容的城市,產業和資本的結合推動了廣州移動互聯網項目的發展,眾多投資機構分支(如深創投、啟迪)落戶廣州,關註移動互聯網產業;另一方面,廣州的務實傳統也會使其在移動互聯網浪潮中更接地氣。不少積累財富多年的傳統產業,這幾年也開始有興趣做移動互聯網投資,這些現象和趨勢都會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,增加新的機遇。
  儘管政府很重視互聯網的發展,然而很遺憾,某種程度上,卻很難找到由政府科技經費培育起來的成功的互聯網企業。
  當然《廣州市科技計劃項目管理辦法(試行)》對科技管理規範,要全面加強科技管理權力運行機制建設,規範行政權力公開運行有重大意義。但是從資金管理角度,筆者卻認為更應該考慮改變科技資金分配方式。著名的國際風險基金投資人熊小鴿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IDG之所以能成功,它選擇的項目完全是按照能否有好的市場前景決定的,如果效益不理想就撤資。因此我們的科技資金投入也應該向風投學習,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,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。一切朝著規範管理,朝著減少管理部門自由裁量權的方向發展。另外也要變無償資助向定額資助、以獎代補等方式轉變,才能保證資金的投入產出。
  在投資創新科技項目過程中,應發揮企業對市場的認識,明確接地氣的課題項目。而後,企業向科研人才團隊拋出課題,通過研究成果的有效產業化,成功地為科研人員向創業家的身份轉變提供了“試驗”平臺。這樣的市場驅動的發展理念,其實也是美國硅谷、波士頓等創新區域的成功模式。在美國的硅谷,一條不足50公里長的狹長地帶聚集了1萬多家高科技公司,其中包括30多家位居全球100強的科技公司總部,其秘訣在於美國硅谷和斯坦福大學的良好融合互動。斯坦福大學很多教授兼具教師和企業家雙重身份,很多科研成果直接在教授的公司內實現產業化。而不是像在中國高校象牙塔里造企業不考慮產業化。
  政府巨額的科技經費除了投資項目外,我認為應該更多的用於搭建平臺,去補足企業無法做到的事情。比如,政府可以把資源和精力用在環境打造上面,降低產業空間成本,降低企業運營成本,降低創業門檻,降低產業稅賦,解決人才安居房,建立開放、包容、公平、機會均等的人文環境等方面。
  (作者為南方日報記者)  (原標題:科技項目應由市場決定資金分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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